生活素質的定義
生活素質，是對人們生活好壞程度的一個衡量。影響生活素質的因素可大致分為主觀和客觀兩大類：
a)主觀指標
指個人對生活各層面的素質的感受，如生活滿意程度、國民快樂總量、法治、人權、新聞自由現況等。主觀指標受個人價值觀、背景影響，含有強烈的主觀性，不能量化。
b)客觀指標
指生活素質與我們的外在生活條件，如人均本地生產總值、失業率、香港公共醫療開支、空氣指數等。可以量化並作跨地區及時代比較。
註：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
2003年起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特別編訂了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，它包括 21項指數，並分成社會與文化、經濟、環境三大類，是現時香港普遍使用作量度本地生活質素指數的工具。
a)主觀指標
指個人對生活各層面的素質的感受，如生活滿意程度、國民快樂總量、法治、人權、新聞自由現況等。主觀指標受個人價值觀、背景影響，含有強烈的主觀性，不能量化。
b)客觀指標
指生活素質與我們的外在生活條件，如人均本地生產總值、失業率、香港公共醫療開支、空氣指數等。可以量化並作跨地區及時代比較。
註：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
2003年起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特別編訂了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，它包括 21項指數，並分成社會與文化、經濟、環境三大類，是現時香港普遍使用作量度本地生活質素指數的工具。
21世紀香港居民生活素質下降的原因
1.政府政策的結果
政府認為水平過高的福利制度會造成接受福利者的工作意欲下降，令他們有依賴文化。
2.社會及經濟結構的轉變（資本全球化及地區化）
自中國在 1979年開始經濟開放及改革後，香港經濟已逐步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融合。香港大部份的製造業將生產線移往南中國。港資在 1979年至 2010在中國已到位的資金達 7,852億美元，佔所有外資投資的三分一有多， 21世紀香港工業已無發展空間可言。
3.去工業化與失業者
自 1980年代初開始，香港製造業的生產性工序遷移到中國大陸，造成大量工人失業，這是導致香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。留在香港的製造業亦出現白領化趨勢，本地員工主要以產品設計、營銷及財務控制文職人員為主。
4.勞工邊緣化
20 世紀後期，以英美為首各國政府紛紛推行「私營化」或「非公營化」政策。私營公司以「彈性管理」及「結構扁平化」為時尚，只保留少量長期的「核心職位」，而 在核心的外圍大量聘請兼職、臨時、外判、合約等邊緣勞工。商業機構將與員工的「僱佣關係」改變成為「商業關係」，減少勞工法例所規定的開支。政府公務員亦 出現邊緣化情況。不少政府及公共服務改由私營公司以投標的方式，去承辦有關服務，例如房屋署的護衞、清潔和停車場管理等等。
5.人口結構的轉變
不少獨居老人不單收入低，更缺乏家人照顧和聯繫。失業及單親都是做成貧窮的重要原因。而社會關係疏離與貧窮可謂互為因果。
6.貧窮文化論
部份父母對孩子的期望較低，而一些成長於草根家庭的孩子內在化長期貧困的生活並視之為正常。當這些孩子長大後，他們的期望及向上動力會偏低，容易接受他們父母親及親友間存在的匱乏生活。
政府認為水平過高的福利制度會造成接受福利者的工作意欲下降，令他們有依賴文化。
2.社會及經濟結構的轉變（資本全球化及地區化）
自中國在 1979年開始經濟開放及改革後，香港經濟已逐步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融合。香港大部份的製造業將生產線移往南中國。港資在 1979年至 2010在中國已到位的資金達 7,852億美元，佔所有外資投資的三分一有多， 21世紀香港工業已無發展空間可言。
3.去工業化與失業者
自 1980年代初開始，香港製造業的生產性工序遷移到中國大陸，造成大量工人失業，這是導致香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。留在香港的製造業亦出現白領化趨勢，本地員工主要以產品設計、營銷及財務控制文職人員為主。
4.勞工邊緣化
20 世紀後期，以英美為首各國政府紛紛推行「私營化」或「非公營化」政策。私營公司以「彈性管理」及「結構扁平化」為時尚，只保留少量長期的「核心職位」，而 在核心的外圍大量聘請兼職、臨時、外判、合約等邊緣勞工。商業機構將與員工的「僱佣關係」改變成為「商業關係」，減少勞工法例所規定的開支。政府公務員亦 出現邊緣化情況。不少政府及公共服務改由私營公司以投標的方式，去承辦有關服務，例如房屋署的護衞、清潔和停車場管理等等。
5.人口結構的轉變
不少獨居老人不單收入低，更缺乏家人照顧和聯繫。失業及單親都是做成貧窮的重要原因。而社會關係疏離與貧窮可謂互為因果。
6.貧窮文化論
部份父母對孩子的期望較低，而一些成長於草根家庭的孩子內在化長期貧困的生活並視之為正常。當這些孩子長大後，他們的期望及向上動力會偏低，容易接受他們父母親及親友間存在的匱乏生活。
21世紀香港居民生活素質的變化
1.堅尼系數上升/貧富差距擴大
堅尼系數是國際上普遍用作量度貧富差距的指標。香港堅尼系數由 1981年的 0.451及 1991年的 0.476， 2001年升上 0.495， 2010年再升上 0.514。 21世紀初日本堅尼系數只有 0.249，南韓是 0.316，貧富懸殊屬低水平；新加坡是 0.378屬中水平，無論是與本地過去或與鄰近地區相比，香港的收入分佈越來越不平均已是不爭的事實。
2.M型社會的來臨/階級向上流動性下降
香 港的堅尼系數由 1981年的 0.451上升至 2010年的 0.514，超過了國際間通常認定的 0.4警戒線。在 2001至 2010年間，名義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 21.6%，但就業人口收入的中位數只從每月 10,000港元微升至 10,500元，而每月收入低於 7,000元的人數佔就業人口的比重（以當年第三季度的統計數字為準）更從 22.2%上升至 24.4%；反映打工一族未能充分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。
香港的失業率在 1980、 1990年代仍可維持平均 2.8%的較低水平，但在 2000至 2008年期間已顯著上升至 5%以上；當中， 15至 19歲青少年的失業率更高達 20%。
隨着香港經濟步入成熟階段，百物騰貴，升斗巿民已很難透過克勤克儉來致富，或者借助有限的「第一桶金」來追求飛黃騰達的創業夢想。再者，大集團壟斷香港主要經濟活動，中小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已非常有限。
3.民怨
貧富之間的落差增大，加上中產階級作為「中間緩衝」角色減弱，香港未來發展階層利益對立及矛盾的情況機會增加，「仇富心理」及「反地產霸權」更成為本港的「潮語」。 2010年後香港的 80後民間抗爭手段日趨激烈化。
4.綜援人口上升/跨代貧窮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（綜援）是香港主要的社會安全網，領取綜援家庭需要經過嚴格的入息及資產審查，個案數目的多少足以反映香港絕對貧窮的變化。
對低收入人士而言，學校雜費及租金等支出的價格彈性非常低，亦未能有其他替代的服務。所以，低收入家庭面對物價上升，最可行的應付方法便是減低食物開支，減少子女參與正常的社交活動來節省開支，因此亦減低下一代學習機會及將來的競爭力。
堅尼系數是國際上普遍用作量度貧富差距的指標。香港堅尼系數由 1981年的 0.451及 1991年的 0.476， 2001年升上 0.495， 2010年再升上 0.514。 21世紀初日本堅尼系數只有 0.249，南韓是 0.316，貧富懸殊屬低水平；新加坡是 0.378屬中水平，無論是與本地過去或與鄰近地區相比，香港的收入分佈越來越不平均已是不爭的事實。
2.M型社會的來臨/階級向上流動性下降
香 港的堅尼系數由 1981年的 0.451上升至 2010年的 0.514，超過了國際間通常認定的 0.4警戒線。在 2001至 2010年間，名義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 21.6%，但就業人口收入的中位數只從每月 10,000港元微升至 10,500元，而每月收入低於 7,000元的人數佔就業人口的比重（以當年第三季度的統計數字為準）更從 22.2%上升至 24.4%；反映打工一族未能充分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。
香港的失業率在 1980、 1990年代仍可維持平均 2.8%的較低水平，但在 2000至 2008年期間已顯著上升至 5%以上；當中， 15至 19歲青少年的失業率更高達 20%。
隨着香港經濟步入成熟階段，百物騰貴，升斗巿民已很難透過克勤克儉來致富，或者借助有限的「第一桶金」來追求飛黃騰達的創業夢想。再者，大集團壟斷香港主要經濟活動，中小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已非常有限。
3.民怨
貧富之間的落差增大，加上中產階級作為「中間緩衝」角色減弱，香港未來發展階層利益對立及矛盾的情況機會增加，「仇富心理」及「反地產霸權」更成為本港的「潮語」。 2010年後香港的 80後民間抗爭手段日趨激烈化。
4.綜援人口上升/跨代貧窮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（綜援）是香港主要的社會安全網，領取綜援家庭需要經過嚴格的入息及資產審查，個案數目的多少足以反映香港絕對貧窮的變化。
對低收入人士而言，學校雜費及租金等支出的價格彈性非常低，亦未能有其他替代的服務。所以，低收入家庭面對物價上升，最可行的應付方法便是減低食物開支，減少子女參與正常的社交活動來節省開支，因此亦減低下一代學習機會及將來的競爭力。
延伸思考：香港貧窮問題的解決方案
1.政府立法（例：最低工資）2.政府短期紓困措施（例：綜援、生果金出「雙糧」）
3.政府長期紓困措施（例：全面檢討社會保障政策方向）
4.民間慈善活動（例：關愛基金）
5.新思維（例：支持非政府組織，發展社區經濟）